文革后期中学生活忆述

 

我经常想，如果会写剧本，把文革后期的见闻写出来，肯定比眼下的某些影视剧更有意义，因为这些作品有意无意中把当时的混乱程度夸大了。就我学习和工作过的河北省新河中学来看，最混乱的是文革初期的两三年，后来就渐渐平静了，虽然其间有过反复，但并不像影视剧中描写的那个样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感到一种责任，应该用“实录”的方式记下当年的一些东西，让年轻人了解一段真实的历史。

 

课堂上

 

新河中学原名“河北新河中学”，是省属重点中学，也是新河县的最高学府，文革期间一度改名为“东方红中学”。1968年原来的学生全部离校后，停顿了两年，1970年开始恢复招生，只招高中班。我们是73级，入学是经过考试的，类似现在的中考，只是简单得多，数学、物理和化学一张卷，政治、语文和英语一张卷，语文就一个作文题“记一个三好学生”。考试成绩没有公布，我们也不在意，能上就行了，因为还不是完全按分数录取，还要有大队和公社的推荐（政治把关）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成绩好也不行，县里头头脑脑的孩子考不考都能上。有个局长的孩子开玩笑说，英语题不会做，就在每道题的下面都写上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！“看谁敢打×，谁打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！”他当然不用担心录取的问题。现在看来，那时候的考试确实过于简单，也很不规范，但毕竟是恢复招生考试了。对我来说，这也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参加正式考试。

 

学校的政治空气依然很浓，不过，早就没有了“天天读”之类的规定，已经比较正规地上课了。跟文革以前相比，除了地理以外，所有的课程都开了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历史、体育、音乐名称依旧，物理和化学改为“工业基础知识”，生物改为“农业基础知识”。只是所有课本的开头都有一个长篇序言，不是讲这门课的特点、性质和要求，而是结合这门课的内容，批判文革前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。不知道是上边的规定，还是老师们的自觉习惯，第一节课都很认真地讲这类序言，像讲政治课一样。

 

那时候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，不要应届毕业生，所以师生双方都没有高考之类的压力；中学的培养目标是社会主义新农民，毕业后去农村劳动，所以各门课既讲基础知识，又讲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，比如物理课，只简单讲了讲重力加速度和电磁感应原理，主要内容则是电线的安装和“三机一泵”的使用方法。

 

文革期间缩短学制，初中和高中都改成了两年制；为了适应农村的生产节奏，春季始业，取消了暑假，改成了夏秋农忙假，每年3个学期。我读高中的两年6个学期中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教室里，按照课程表上课的。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刚从威县赵庄师范毕业，教数学很认真，从函数讲起，每两周搞一次小测验；测验的时候都是先在黑板上写上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多思”，再写考试内容。可惜教我们不到一年，就因难产去世了。教化学的戴老师是天津知青，来我们县插队，抽到中学教书，她也是每一两周小考一次。倒是那些老教师们比较谨慎，除了期中期末，不敢随便考试。1973年秋天出了“张铁生交白卷”事件，又开始批判“智育第一”，连年轻的老师们也不敢经常考试了。

 

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，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、反击右倾翻案风，学校又乱了一阵子。本来河北省的中小学已经统一使用“四省市合编”的课本，为了落实“教育要革命”的精神，学校领导决定全部改用自编教材。老师们知道，编写专业课教材不是个简单的事情，但谁也不说什么，因为领导看重的是过程，是做这个事情了，至于效果如何倒在其次。新河中学原来就有一些简单的自编教材，如我刻印的《农村应用文学习材料》；到1975年秋假期间，全体老师一齐动手，分头编写各个年级所有的教材。那时候没条件排版，也没有打字机，只能刻蜡纸油印；一时间，我们把县城各个单位的油印机都借来了，把百货商店的白纸和蜡纸全买下了。所谓编写，其实就是从各种旧课本上抄，在每道练习题的正式内容前面加几句政治术语，重复、错漏很多，更谈不上知识的系统性。当时我已经毕业，留在学校做刻写员，两个多月几乎没有停歇。我刻的还算清楚，很多老师不会刻蜡纸，印出来笔画轻重不一，字迹很模糊。浪费人力财力，又很不实用。

 

教学秩序被打乱了，政治空气也更浓了，有时候甚至过了头。比如有一次上英语课，打扫厕所的农民拉着粪桶从窗下路过，挨窗坐着的一个女生把窗户关上了。正在讲课的王老师要她马上打开窗户，很严肃地批评她这是厌恶劳动，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。领导知道后表扬王老师，说他抓到点子上了，他很高兴。其实，这位王老师是地主成分，而且属于有“历史问题”的老教师，按当时的政治标准，离劳动人民挺远的。我知道他是在故意表现，挺可怜的。

 

很多人可能会认为，那时候决定前途和命运是家庭出身的好坏；其实依我的体会，更重要的是户口的类别。农村户口的同学称为“农民子弟”，毕业后只能“回乡”种地，像父辈那样当一辈子农民；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同学称为“干部子弟”，毕业后先“下乡”插队，过两年就可以回城里安排工作。至于推荐上大学，全县一年才几个指标，要有很硬的背景才行，一般家庭的孩子轮不上。所以，无论对谁来说，知识都不重要，当时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或者通俗化为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，大家都没有学习的积极性。直到1977年下半年全国统一恢复高考，新河中学的教学才走上了正轨，教学质量才上去了。

 

老师们

 

新河是邢台地区最小的县，是著名红军将领董振堂烈士的故乡。文革后期新河县只有15万人，民风比较淳朴，人们对中学的老师们是仰慕的，因为他们是大学毕业，在人们心目中，大学毕业就是学问最大的；而且他们工资高，农民挣工分且不说，机关干部和正式职工平均每月30多元，年轻的县委书记才40来元，大学毕业的老师都是50多元。破旧的县城大街上，戴手表、骑新自行车、衣服整洁的，除了中学的老师就是县医院的大夫，以中学的老师居多。学校除了高中班，还有短期的民办教师培训班、体育培训班，培训班的老师都是从各公社中小学临时选来的，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，与新中的老师们明显不一样。至于说教师曾被排在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徒、特务和走资派之后，称为“臭老九”，我们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才知道的。记得是传达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件的时候，念到毛主席说“老九不能走”，主持会议的领导还专门把“臭老九”的意思详细地解释了一番。

 

当时新中有任课老师30来人，半数以上是大学毕业。他们家属大都在原籍，平常在学校住单身，放假的时候才回去住一段时间。家属在本县的老师，也只是在星期六下午回家看看，星期天下午就赶回学校了。学生的早自习和晚自习，还有早操和上午的课间操，所有的老师都要求跟班。老师们分教研组，政治语文外语一组，数理化一组，定期开会讨论教学问题或组织听课，教学秩序开始走向正规，纪律也比较严格。具有时代特色的是，教研组组长主要由党员或出身好的老师担任，不考虑业务能力，文革以前大学毕业的老师大都不是党员，而且出身不好，所以当教研组长的多数是本地中师毕业的老师。

 

出身不好的大学毕业的老师、有“历史问题”的从解放前过来的老教师，在文革初期曾经受到过冲击。我上高中以后，没有开过老师的批判会，出了“小学生黄帅的日记”、“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”的时候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，批判“师道尊严”，都是空对空，没有针对过哪个老师。1975年有个老师与学生发生了关系，在全县教师大会上受到点名批评；点名批评的时候，这位南开大学毕业的老师并没有到台上去，也没有站起来，一直低着头坐着。到这时候，老师们已经不用再心惊胆战地过日子了。只是那些被认为“有问题”的老师一直很谨慎，比如河南的杨老师出身地主家庭，参加工作以后就与老家断绝了关系，在新河安家落户，到老都没有回去。

 

现在回头看去，文革后期的老师们虽然不敢像解放前那样个性张扬，也并不像一些影视剧中描写的那样猥琐，还是蛮有自己的性格的。

 

教物理的周老师当时30多岁，南宫人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毕业。我第一个写她，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突出的事迹，而是觉得她有代表性，最能代表那一代大学毕业的老师们。她家庭出身没问题，表现不积极，也不落后，文革中是“逍遥派”，逍遥出了一种平静的气质。她一切工作听从安排，上课、下乡下厂劳动，从不挑剔，学校似乎又对她很照顾。她对所有的人都很尊重很礼貌，真正看得起的人好像又很少。那时候不兴烫发，她不用烫，自来卷；无论上课还是外出，衣服也是当时流行的黑、白、蓝3种颜色，总是比别人合身整洁，显得有风度。她说话不紧不慢，从来不训学生，对学生很和气。有个女生犯了错误，县里来人调查期间，让那个女生跟周老师住在一起。我去送东西的时候，好长时间才敲开门，那个女生还在伤心地抽搐，周老师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，眼圈红红的。文革结束后，外地的老师们陆续调回了原籍，周老师留了下来，成了物理教师中唯一读过本科的，不想当“权威”都不行。可她还跟以前一样，活得很平静很轻松，直到退休也没有什么荣誉名号。

 

吴老师当时40多岁，保定人，河北师院历史系毕业。出身不好，很谨慎，有能力，人缘好，据说文革初期也没有受冲击。他业务很全面，除了英语和音乐，所有的课都能教，我们上高中后的第一节体育课，就是他给上的；不是党员当教研组长的只有他一个人，政文组和数理组都当过，而且都是在出了问题的时候去当，他有眼力有方法，很快就能把关系理顺了。吴老师外柔内刚，是个有性格有原则的人。有一次跟工宣队长闹翻了，当面揭露其私自兑换学校的细粮；学校领导批评一位青年教师的时候，他仗义执言，为青年老师辩护，因此得罪了领导，被赶到了与厕所只有一墙之隔的小房子里。文革结束后，吴老师入了党，从普通老师直接提拔为文教局副局长，又当上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按说，年过半百，也算是功成名就了，他却觉得这些职务太虚了，主动要求担任新中的支部书记兼校长，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，又创了一次辉煌。

 

应该说说的还有学校的副书记贾老师，50多岁，当地人，只读过高小。妻子有精神病，衣服总是脏兮兮的，人很聪明，口才特别好。我们考高中的时候，他代表学校讲话：“你们冒着大雾的天气，踏着泥泞的路途，来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……”他兼着我们班的政治课，有一次讲到民主集中制，他说，别看书上一套一套的，你们记住我的两句话就行了：民主是群众意见，集中是领导意见；先民主后集中，就是最后领导说了才算数。现在看来，这个理解也够到位够精辟的。贾老师的“绝活儿”是开会汇报工作，去之前也不问什么内容，听一会儿就明白了，知道该说什么了，讲起来有观点有例子，甚至还有数字，比做过准备的讲得还好。每逢有老师调离的时候，他主持欢送会，开头总是说几句“革命需要”之类的开场白，接着就赞扬这位老师，讲的都是具体事，连人家自己已经忘了的细节他也记的。当然，他也有说错话闹笑话的时候，最经典的是检查学生栽树，看着树坑说“深度够了，就是有点浅”；分派挖沟任务的时候批评学生：“人家一个人一米，你们一个人才五尺，你们还嫌多？”他把一米当成一丈了。

 

学校开会的小礼堂是旧城隍庙改建的，耳房里堆放着很多泥佛像。老工友告诉我，这个大房子有邪气，所以学校经常有人意外死亡。60年代初连续死了3个年轻老师，其中就有我父亲；70年代中期又连续死了3个人，年龄也不大，包括前面提到的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。不过，无论是神秘的传闻，还是持续的运动，文革后期老师们生活的比较平静，甚至可以说是优雅的。

 

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，这些大学毕业的老师再次受到关注，忙碌了，也风光起来了，在校的、毕业的学生都来请教，全县考生所用的复习资料都出自他们的手。文革以来他们讲的课程有些杂乱，比如河北师大数学系毕业、教数学最好的郭老师讲农业基础（生物），政治、语文一度合并成“政文”课，很多老师都是同时教两头……现在他们都重新捡起了自己的专业，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岗位上。

 

政治活动和劳动

 

整个文革期间，新河中学不设校长，学校“革委会”也是虚的，实行的是党支部的一元化领导。1974年初批林批孔的时候，工宣队驻了进来，形成了党支部和工宣队的双重领导，类似于后来的党政两个一把手。

 

党支部书记郑老师30多岁，中师毕业，文革中上去的。他当支部书记的时候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了，他很稳重，也很有威信。副书记除了前面说的贾老师，还有一位麻老师，复员军人，主管学生和共青团工作，对老师们的事情很少发表意见。另外两位支部成员，是管后勤的马老师，当过志愿军，大大咧咧；管教学的刘老师也是大学毕业，年纪比较大，特别有涵养，干活多说话少。最厉害的是工宣队长（其实就他一个人，队长兼队员），简单粗暴，经常训斥老师们。好在时间不长，他得罪了文教局的领导，被轮换走了，新来到两个工人师傅稳重多了。

 

那几年报纸上总是说要把文革不断引向深入，不断穿插一些政治运动，批林批孔、批资产阶级法权、评《水浒》批宋江、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后来揭批“四人帮”……运动多开会就多，但是大都安排在下午三四节自习和体育活动时间，很少因为开会而停课。批林批孔的时候我正读高二，参加了儒法斗争故事宣讲团，也主要是利用晚上和周末排练。带队的是教语文的杨继光老师，主讲队员有我和一个女同学，还有学校的一个炊事员，省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我们做过汇报讲演，还到外地讲过。柏乡县曾经开着小车来接我们，那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，很兴奋，直到1994年我写《忆旧》诗，还说到这次经历：“柏乡小车来相邀，半躺半坐秋风爽。……二十年后再回首，同行四人四个样：她在邢台当记者，我是师院教书匠；编导班头继光师，十七年前已病亡；只有双锁没挪窝，还在新中蒸干粮。”杨老师是保定人，大专毕业，风度翩翩，文才口才都好，就是字写得不好。文革结束那年冬天得了白血病，去世的时候还不到40岁。

 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几年对课堂教学干扰多的不是政治运动，而是劳动。本来是给学校创收挣钱，却被说成是劳动锻炼，是必修课。高中两个年级8个班，每周都有一个班轮流劳动，在校办工厂烧锅炉、在面粉厂磨面，或者到城南十几里外的申庄水库农场种庄稼。学校常年雇着两个木匠，有一套马车、一辆小拖拉机，还有一个机床车间，除了学生劳动，主要是用临时工，老师们平时很少干这些粗活儿。

 

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，学校也被要求为农业大干快上作贡献，校园里挖了很多大坑，一个班一两个，用来积肥；老师们不分男女老少，一人一个粪筐，课下都去拾牲口粪。第二年春天，把学大寨、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开门办学结合起来，在城西沙土岗上平地造农田，全体师生连干一个多月，把课堂也搬到了工地上，先干一会儿活儿，休息时围成一圈，老师支起小黑板讲一节课，接着再干活儿。这样上课当然没效果，垦荒却大见成效，昔日的沙土岗变成了20多亩农田，成了学校的第二个农场，种上了庄稼。两年以后，党支部书记郑老师病逝了，就埋在这块沙土开垦的农田里，初春时节，坟墓周围是绿油油的麦苗。

 

新河中学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，是县城里面最大的聚会场所，开全县大会都在这里。到文革后期，已经很少在操场开批判会了。记忆中只有一次，由中学出面组织开大会，批判一个姓史的老头，因为他写反动诗词，其中说“恨天无情人遭难，谢落花红有团圆”，是梦想变天；“谁摸到剪刀谁是独裁，推翻了你，我更是独裁”，要向共产党夺权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老头也当过小学老师。那几年我们参加最多的是县里的公判大会。文革以来公检法实行军管，好像没有法庭，判决犯人的时候都是在中学操场召开全县群众大会，先批后判，犯人们被捆绑着跪成一排，示众的时候男犯被揪耳朵、女犯被拽辫子，口号阵阵，特别刺激。现在想起来特不人道。

 

在中学操场召开的规模最大最隆重的大会，是1976年9月18日下午毛主席的追悼会。此前有五六天的时间，我被抽到大会写挽联，上边的要求一会儿一变，我们几个人昼夜不停地写了又写，每天晚上夜宵吃面条，全是肥肉片打卤。我们几个写挽联的后来发展得都不错：组长梅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，文革结束后不久当上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委副书记和县长；张老师是文革前夕新中毕业的，在县文艺宣传队拉二胡，后来写剧本，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，描写乡村计划生育的《槐树湾》还在河北电视台播过；我在高考恢复后离开了新中，上大学走了。只是我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，我们正在忙碌的这件事将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，也是我们个人命运的一个拐点。

 

我与新河中学

 

总想找个机会写写新河中学，因为我与这个学校有着特殊的缘分。刚解放的时候，新河中学的前身是新河县初级师范学校，爷爷就在学校管总务，父亲和母亲都在这里读书，改成中学以后父亲还在这里教过书；我来这里读书和工作的时候，已经是我们家的第三代了。在新中的5年，是我最为怀念的一段时光。

 

写这篇文章的目的，并不完全是怀旧，主要是想纠正一下某些影视剧的夸张描写，包括某些书中的失真叙述，告诉人们一段真实的历史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说文革后期新中的教学秩序已经基本恢复，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多么好；我怀念在新中的那段时光，并不是怀念文革。我不可能有那样的想法，因为我是文革结束后的“七八级”，如果文革后期那种状况继续下去，如果不恢复高考，我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的。再者，我一辈子从事史学研究，认识至少应该是理智的。

 

我知道，当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、一个临时工身份的刻写员，看到的可能只是现象，很难读懂老师们的内心世界；新河县人口少底子薄，交通也不发达，可能因为贫穷而淳朴，因为偏僻而平静，与周围大县特别是城市中学的情况有些不一样。我没有以偏概全的意思。不过，以上写的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都是真实的记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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